| 摘要： 1、17世仲仁公生生元武间（1308-1311），到洪武13年（1380），已达70岁左右，他的祖父15世睦宗公此时至少100多岁，不可能主持迁居。所以睦宗公迁居定海与洪武十三年或洪武十九年（1386）朝廷遣金塘居民入关无关。 2、元代鄞县名士袁桷与14世忻都公是同代人，泰定元年（1324）致仕返乡，泰定4年（1327）去世。其所撰《重修定海县记》记述忻都公于元至治二年（1322）任定海县尹，忻都公这一段履历可以确定。 3、因15世忻都公在定海做官，所以16世睦宗公正式迁居定海城中。
－－－－－－－－－－－－－－－－－－－－－－－－－－－－－－－－－－－ 《万历甲辰岁宗谱序》有谓，“迨洪武十三年朝廷恐关外居民引揽倭寇，凡居金塘者悉遣入关。时宏勋公已弃世矣，其长子敬宗公袭指挥职，复往福建。其次子睦宗公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明显有误。 族谱谓17世仲仁公“生元武间” 即元武宗时。武宗在位仅三年多（1308-1311），可知仲仁公生于1308-1311年间。而其子18世徕公生于泰定四年（1327年），父子相差16-19年，所以认定仲仁公生于1308-1311年间是合理的。 16世高公与15世睦宗公生卒年份无考，姑且推测睦宗公出生早于仲仁公35－50年，即生于1258（南宋宝祐6年）-1276（元至大4年）之间。到洪武13年（1380），已达105岁－123岁，断无“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之事。如洪武13年（1380）睦宗公以70岁高龄主持迁居，则应生于1311年，与其孙仲仁公年龄相当，亦断无此理。 而且明朝将昌国全县金塘等46岛居民除准许547户8085人留居外均遣徙内地，是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事。目前还没有查到洪武13年（1380）先将金塘岛居民遣徙的历史资料。这样，如因朝廷“悉遣入关”而“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当时睦宗公的年龄还要大6岁。 1368年明军先后攻克应天府（南京）、元大都（北平），此时睦宗公已有93－111岁。可见，睦宗公“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是元朝（1276-1368）的事，与明朝洪武海禁无关。 看来睦宗公“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另有缘由。这里不妨作一些猜测，实践一下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睦宗公的父亲是都公。宋元之间，史书上有太多的忻都，忻林先生的《忻氏文献摘录 / 有关忻都公的文献初考》（http://www.xinsi.net/xinsi1/b_kantie.asp?tiezi=1162）中有详尽介绍。可惜各宗谱中有关忻都公的事迹介绍，很多都经不起推敲。忻林先生谨慎地说：“忻都公因史书有名，而宗谱中记述甚详，然而也带来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让后代人在考证中颇费踌躇”，“可商榷之处不少”。而我则想直言，宗谱中关于忻都公的事迹介绍，肯定有很多附会之处。今年8月我在《试编制〈忻氏前24代世系图表〉敬请斧正》中也说，“14世忻都公以前部分，旧谱资料或不详，或存惑，表中也就从略”。 今天再读忻林先生的《有关忻都公的文献初考》，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忻都公在元至元二年谪授本府定海县尹一事，疑应为元至治二年之事，因为宁波名士袁桷曾写过一篇《重修定海县记》 ，记述忻都治定海之事甚详。” 元朝可以算有2个至元2年。一是1266年，亦即南宋咸淳2年，当时忽必烈还在北方，国号也不叫“元”。如该年都公任定海县尹，是南宋的官，应记为咸淳2年,而且宋朝的县官是知县或县令，只有元朝有县尹。如都公在另一个至元2年（1336）为定海县尹，则袁桷不可能著文“记述忻都治定海之事”，因为袁桷生于南宋咸淳2年（1266），卒于元泰定4年（1327）。所以忻林先生的“疑应为元至治二年”即1322年，似更与史实接近。 这位袁桷，是名儒王应麟的门人，又师事戴表元、胡三省。入仕后，任丽泽书院山长、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官职，泰定元年（1324）辞官归里。谥文清。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著作有《清容居士集》、《延佑四明志》、《易说》、《春秋说》等。今人评论，他在治学上属于严谨保守型，所以他的记述应该比较可靠。 从上面叙述的年份可知，袁桷是忻都公的同代人。而且，如果都公在至治二年（1322）任定海县尹，则2年后的泰定元年（1324），袁桷致仕返乡，当时都公可能仍在任上，最多是卸任不久，文章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所以如果袁桷确实写过《重修定海县记》，并“记述忻都治定海之事甚详”，则都公任定海县尹可为信史。手头没有《重修定海县记》，如忻林先生有，请赐我一份复件。 我们只要证实都公当年在定海任县尹就够了，其他疑有错讹、附会之说，考证太难，暂且不论。 现在回到本题就简单了。那就是：忻都公在定海做官，然后儿子睦宗公一代正式迁居定海城中，顺理成章。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按族谱中的记述，似乎后代与江南的小港、梅墟关系逐渐密切，而与江北的镇海有关的记述好像逐渐稀少。 我在9月初猜测，“16世忻高公，公元十四世纪初即元代中期已在小港定居。职业可能：或经商，或造船，或捕捞。不一定是因海禁被强迁过来的。迁往梅墟的，应该是18世忻徕公或19世忻福公。” 现在根据上面的大致研究，我有了新的猜测：是否与盐业有关？因为盐业是政府垄断行业，盐官品位再小也是肥缺。即使经营盐业，如办盐场或贩盐，有官方背景也自然经营顺利，容易获利。而族谱中数次提到的“新盐场”，经查历史地图，紧挨在梅墟市的西北角。另有《鄞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清泉场署虽在定海（镇海）而盐仓因肩销之便也设于鄞县梅墟”。可见在1370年之前，梅墟已与盐业有密切关系，所以二十里外的清泉场署才会选择在梅墟设盐仓。－－这些仅是“大胆假设”而已，有机会还须“小心求证”。 至于后来如何到陶公山，现在没有新的线索，只好以后再猜测了。 ―――――――――――――――――――――――――――
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曾被并入定海县之昌国县重析为县，名为定海，现定海之名由此时始。而将原定海县改称为镇海县，是为镇海县名之始。
本文中之“定海”，皆为今之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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