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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忻林时间 2023-8-10 9:53:51 序号：2941

陶公山忻氏宗谱的故事上
忻林
陶公山忻氏宗谱的编修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历史，重读历次编修的序、跋，还是能感悟到一个家族发展的一种精神。
一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余寅为现存宗谱写了一篇序，说到他还未中举时与忻金湖相交友善，故而知晓忻氏先世安庆公、弘勋公的故事，并提到他的学生忻廷桂也是个国史之才，此次修谱，他十分欣赏，所以写了这篇序。
必须要说明的是明万历年间有两位同名的余寅，一位是写忻氏宗谱序的余寅，字汉城，另一位是当过工部主事的余寅，字君房。他们都是鄞县人，都是进士，不同的是万历三十二年时，当过工部主事的余寅在万历二十三年时已死，而写忻氏宗谱序的余寅在万历二十六年时七十岁，这由明代甲村王氏的王嗣奭在万历二十六年写的《余汉城先生七十寿诗》可证，所以在万历三十二年时七十六岁的余寅写了忻氏宗谱序。
忻金湖名沐，行木，即端一公的六世孙，广珮之孙，属江三房。而忻廷桂，字兆香，因谱系未全，无从知晓他的经历，只是由余寅的序中可知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又从后人序中称他有创谱之功。
由余寅的序中可知，端一公（文中称继陶公）“一人开基于陶公之坡，所传五六（即五至六世），蛰蛰数千，”当时已有忻氏人口数千。而由余寅与忻金湖友善及忻廷桂是他学生，也可知这篇序不是攀附之品，其真实性是可信的。而后之康熙四十六年又有余骧为忻氏宗谱写序，称余寅为先族祖，也可列为旁证，可见余家和忻家的世交关系了。
在余寅的序后，有一篇忻廷桂的序，对陶公山忻氏的福建历史记述了一番，而由此也知道忻氏宗谱的缺失是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原因也未详，只说“遇灾失谱”。这样可知失谱到修谱整整隔了五十年，因此忻廷桂说“其伦序至今未及修举”。由此也可见，在忻廷桂再创新谱之时，忻氏谱系已经是有些含糊不清的了。而由此也可知嘉靖三十二年失谱，距端一公逝世之时弘治十五年（1502年）也恰好是整整隔了五十年。嘉靖三十二年时，应是端一公之广字行曾孙们尚健在时，所以忻廷桂说“其伦序至今未及修举”，应是指他对曾祖以上的一些生卒配葬也所知和记录很少了，也即当时陶公山忻氏家族因人口数千而有些伦常关系也含糊不清了。
好在据忻廷桂听闻的传说还是有不少信息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可根据他写下的传说来做考证。
他说，“吾宗自唐宋以来，世派颇遥，难以尽悉”，这就告诉我们，忻氏仅见于唐宋以后，其先不知所出。“吾始祖安庆公家居福建兴化府南安县，宋仁宗时以德行举为滁州牧，率民耕作，教民礼让，擢升天宪大夫，州民感之，庙祀若生。” 这就把始祖忻安庆的时代定位在宋仁宗时，即1010年至1063年间。应该说，由于时空的隔阂，文献缺失，我们遍查滁州和池州的地方志也未见忻安庆之名，这一历史之谜有待更深入寻访文献或有所获。
同样，他说忻都，“宋度宗咸淳末年登解元，以进士出身除授右纳言，直谏忤旨。元至元二年，谪授本府定海县尹，轻刑薄赋，视民若子，邑人号民父母焉。时游金塘，见其地沃民饶，山清水秀，慨然有窝乐意。后五年复升右纳言，又转升庆元路统辖兼总督军务事，奉旨提兵二十馀万，同洪查伐日本凯旋。奸相王基，妒贤能，忌茂绩，公知权奸用事，未可久仕，即见几辞爵，啸傲于金塘之阳，筑居以遂窝乐意也。”这一段史事也是时空混淆、多人合一的历史之谜，有待详加考证。
到“洪武十三年朝廷恐关外居民引揽倭寇，凡居金塘者悉遣入关”。并述及忻都之子敬宗、睦宗分居闽浙，定海县西车苏巷有忻睦宗后人定居，这才使传说有了准确的地域定位。而“历四世，至胜道公始徙居于此山之天镜亭下，盖有羡乎陶弘景公之遗范也”。
这一句也使我们既兴奋又困惑，兴奋之一是因为胜道公始徙居于此山之天镜亭下，使我们知道了始迁祖定居的准确位置，即现在胡公殿附近的天镜亭下，兴奋之二是因为也知道了陶公山似乎并非是陶朱公之山，而是也是陶弘景之山的纪念地，这也和陶公山上有仙人洞相合。
困惑的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与胜道公之诞生甚近，他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生人，洪武十三年时已十岁，所以如从睦宗起“历四世”（实应为七世）是不可能的，即使以当时上推四世来算，由忻徕、忻福、忻遄、忻胜道为四世，而忻徕生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享年四十岁，即卒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也不在“悉遣入关”之时，所以我们应以胜道公配邱隘邱氏，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生子忻伯明，来考证洪武十三年“悉遣入关”之事，可知此事与忻氏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之事无关。忻氏迁居定海县西车苏巷之事应早在元代，也应另有原因。
忻廷桂还说，“尹庄、尹海、尹通、尹观先公等益为之浚其源，又如子京、子象、子忠先公等益为之弘其流”，可见当时这一百年中，子京、子象、子忠这三支家族的繁衍十分可观，二房子京公（即江房）、子忠（即汉房）、三房子象公的后人至今仍是忻氏大族。
以上是陶公山忻氏宗谱创谱时留给我们的珍贵信息，使我们可据此考证明代忻氏的所知所为，从而不为后来一些杂乱信息所惑。
二
到了一百年后的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陶公山忻氏再次修成了宗谱，这次修谱请余寅的族孙余骧写序。他在序中告诉我们这次修谱时一个故事，因距前一次创谱已过了一百年，族中人口繁衍已到了“世远年深，不识远居之祖墓，而祭祀勿修，不忆分处之宗支，而家乘不载，将一祖所生之支派不几同于路人” 的境况，所以，族中有忻嗣美，年龄已可称长者，也能在遗留的家族文献中去其荒谬，留其精华，提议重修宗谱，而族中当时同意者仅三成，反对者有七成。忻嗣美说，他们反对是怀疑这件事能否办成，我岂能束手不办？于是不取族中分文，化了好几年时间，终于在康熙四十六年修成了第二本陶公山忻氏宗谱。
再修忻氏宗谱时，忻嗣美也写了一篇序，简述了修谱的原委。忻嗣美大号忻遵祖，又名忻登，字嗣美，耀字行。他生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享寿八十一岁，坟葬外岙董家埠头董家山。他是老三房孟亨房下乾九房人，生有五子两女，后人现在还住在陶公山。他在序中说，“吾族家谱，自廷桂公续修以来”，数次遭火灾，两次遇湿霉，独有族叔忻元嘉，抢救而保全宗谱，并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冬，找忻嗣美说，这谱不修，我这番苦心等于珠沉玉碎。忻嗣美告知宗长和叔侄兄弟等，都表示赞成。于是在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之春，决定修谱。不料这一次修谱竟费时九年，修成时他已七十五岁，又找来族侄孙忻兼三为宗谱修饰润色，这才在康熙四十六年秋天完成第二次修谱工作。
由于现存谱系不全，我们没有找到那位抢救宗谱的有功之人忻元嘉的信息，可能他不是老三房人。在老三房谱中有忻兼三的信息，他是君字行的忻邦怀之子，谱名忻思瓒，又名祖一，字兼三，又号嵰山，是当时的鄞县邑庠生，即秀才。
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时，距上一次修谱又过了七十多年。这次修谱是由老三房孟贞房下的忻沄涛主修，他是乾隆庚午年恩贡生忻作霖次子。忻作霖谱名忻君赞，字襄哉，号筑岩，是钱湖十景诗的首创者。忻沄涛谱名忻思玙，又名忻参，字多帆，号玉几，也是鄞县邑庠生。父子两人均有文才，所以这次修谱应是收罗了不少忻氏的诗文作品。
忻沄涛在这次修谱时也对忻氏源流作了一番考证，他说，“考之万姓统谱，记忻氏本原系出天水，其音商，又界陕西黄河以东，则有忻都城，载在舆图，城中居民，独有忻氏，从无别族。征知忻氏之盛，各省各府皆有也。又江南太湖滨，忻姓约有数百馀家，其世系未及询考。浙江一省中忻氏之在宁郡鄞邑居住者，莫盛于我陶公山。他如杭州之钱塘、嘉兴之府城中、湖州之德清、台州之临海、天台之石门以及象山县城居住者，皆为都公遗裔而分居异地，是虽天各一方，从吾祖视之，俱一本也。” 这是乾隆年间对忻氏源流的一种认识，由于地域广阔与交通不便造成的信息隔阂，有些问题确是无从深入考证。
另外，他还上溯到唐代，“唐大中年间，每科进士榜中，必取姓氏希僻者一二，谓之色目，又名榜花。五代时忻彪举进士，明有进士忻伟，我弘勋公讳都，在元世祖至元间赐进士出身，为尚书左丞。然则若彪公、若伟公、若都公，所谓榜花色目者非耶。” 这又是一个进步，从历史纵向去探究忻氏的来历。只是由于当时所见文献信息有限，所以有些误会。
而在这篇序中给了我们几个新信息是：
“端一公之先世居定海县金塘山梳头岙”，第一次明确如忻都定居金塘岛，当时所居在梳头岙。
“胜道公始徙居陶矶之麓”，此处明确胜道公所居为陶矶之麓，与前序所述天镜亭下相合，即在陶公钓矶附近，而现在泛指的陶公山则范围大很多，而由古代陶公山或东钱湖各姓宗谱中可见，陶公山可能仅是指陶公钓矶附近的一座山，如曹氏宗谱称陶公山即曹家山。
“端二公又迁居墩头王”，我们开始不知墩头王在哪里？一度误作在舟山的墩头王，那里也确有忻氏支派迁去定居，直到后来看到端二公一支后裔在梅墟墓孝陈村定居，又见梅墟陈氏的墓孝陈宗谱中有墩头王地名，这才确认端二公迁居的墩头王是在梅墟墓孝陈村中。
同时，他在序中说，“我端一公仍居兹土，迄今一十五传，子姓繁衍约有千余家，” 可知在乾隆年间，忻氏排行已到十五世了，依端一公以下，“尹子广金木水应耀君思孝德自成”这十四字，在忻沄涛时，他已见六世同堂。而千余家之数，在当时也是一个大数，以陶公山一地，在当时有十多个姓氏家族中，千余家约三四千人的大族非忻氏莫属了。
让读书人最放不下的是功名，修谱时一族之中有多少人获功名是个光宗耀祖之事，但陶公山忻氏中获功名确是出奇的少，宗谱中可见到科第表中乾隆年以前中举的忻氏并没有陶公山忻氏，明清时的秀才有二十多个，直到忻沄涛之父忻作霖时才成了乾隆庚午恩贡生，也就是因成绩优异而升入京都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只有考上举人，才算一举成名。所以，忻沄涛在序中要历数前辈进士，并说“虽未闻发解登甲，而自前明以迄我朝，其为胶庠名士、成均翘楚者，历世联翩鹊起”，并强调“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也，我忻氏何多让焉”。
乾隆四十五年修谱是在乾隆四十四年开始的，这次修谱好象十分顺利，当时忻沄涛六十五岁，所以称“年逾花甲”，他生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卒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享寿七十四岁。
陶公山忻氏宗谱的这三次修谱都没有留下完整或残阙的抄本可供浏览文献原貌，所以我们仅从这些序文中窥知一二，当然，我们从后来陆续收集到的一些小家谱抄本中，也发现了一些与后来道光以后修谱的刻本不一样的文字，可证古人修谱之难。
三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年），距第三次修谱又有五十多年了。这时鄞县来了一些修谱匠使用木活字排版印宗谱，所以道光年间有不少家族开始修谱，也使用印本家谱使宗谱更易扩散保护。
陶公山忻氏宗谱的第四次修谱是老三房下孟贞房的忻鉴主修的。忻鉴，谱名忻德铭，又名丽光，字鼎譔，号半塘，编有《陶麓时賸》二卷。
这次修谱请了为鄞县多个家族修谱作序的张燮写了一篇序，张燮字曙村，他的母亲即是忻氏，所以他小时便随其忻氏舅父在陶公山霞映楼读书，所以对忻家事也耳熟能详，所以他在序中说，“修谱事者，非予中表则姻亲也，且多从予游”，可见这个忻氏外甥在陶公山还是有点威望的。后来他历官嘉兴府海盐县教谕、杭州府于潜县训导、钱塘桐乡县教谕，对这些地方的教育事业还是有所作为的。
张燮在序中说到，鄞县在“宋、明两朝皆有四大家，前之史、郑、楼、丰，以八行、鲁公、宣献、清敏诸公为之发轫也。后之杨、陆、张、屠，以文懿、康僖、文定、简肃诸公为之肇基也。” 而“忻氏之居陶麓，自明迄今，经数百年而聚族以居，已二千馀家。” 可见当时忻氏人口之盛，因此在道光十一年冬开始修谱。
忻鉴在序中有这样一句，“山之左有钓矶、天镜亭等古迹，山之右湖水插入，名曰井湾，山角开一坪，古木葱茏，则始祖端一公发祥之墓是也。” 由此也明确当时端一公之墓在陶公山之山角。并说“四面群山屏列献秀，湖西之山为八面峰，七十二溪之水皆西注而先交会于此山之下。” 这是说陶公山旁有八面峰，七十二溪之水交会于此，据《东钱湖志》说陶公山边有七十二溪之许岙溪、余峡岙溪和萧夹岙溪，这也是可以深入研讨的。
他还在序中讲了一个传说，“故老传语云，陶公山下朱姓甚多，朱为陶公之后，山之名陶公，其以是兴然。” 可见这时开始有了陶公山是陶朱公的山的传说，只是我们现在未看到地方志中有陶公山朱氏的文献，记载的仅是一个传说。
忻鉴的序中还有一个信息是，“嗣后而二世祖墓为南庄山之凤墩，三世、四世祖墓为黄菊岙之覆掌，尊教寺山之风飘罗带，他若上水、下水、梅湖、郭家屿等处，吉兆不可枚举，” 这也可见忻氏先祖坟地都在东钱湖边，几百年来子姓繁昌，独称巨族，所以他说，“东湖灵秀之区，忻氏殆居其半”。还自豪地说，“迄今聚族而居者两千余家，无一异姓。所谓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也。”依当时陶公山民居排列，曹家以南、许家以北，长街一里，都是忻氏四房的聚居之屋，可见当时忻氏拓展之兴盛。
他还说，道光十一年（1831年）秋，因一些房谱阙失，于是老二房下诸弟侄来访希望修谱。他听后说，你们有倡议我自当响应。于是昭告于许家屿新建的祠堂，会集宗房长并房下能办事者，商议分工办事，还议定修谱经费，议请私塾老师来主持修谱。但父老们却对忻鉴说，主持修谱是你的责任，怎么还要外聘？忻鉴力辞不许，只能说，修谱之事只有二房最繁重，二房的弟侄中多高明之人，自能主持修谱，多余之事我可兼任，而作序也要请各位老先生来。同时，忻鉴说，旧谱是欧苏合参，而现在族派比之前更盛，如仍照旧谱分房续修，就有点散无纪统，因此建议“四大房宜绘世系总图，其世传则各房分列，俱用刷印合订互存，既免更改之病，亦无缺失之忧，散之则万殊，合之则一本也。”大家都认为可以，于是制定了统一格式。
通过忻鉴这一番话，可知旧谱是“欧苏合参”，似乎未分列世系和世传。从这次修谱才分列世系和世传，而且因人口众多而各房分列。
忻鉴的序后还补注了一句，“宗谱世系统开印于壬辰，本派世传续印于丁酉”，可见当时印谱合成共化了五年时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方告完成。这五年中遭遇大荒，人口丧亡很多，所以又“重为采访，详查生卒夭亡”，所以先印好的世系和后印的行传多有出入，以后修谱者应以世传为凭。
现在所见的道光十二年修印宗谱还有两篇跋文，一篇是十三世孙忻文郁所写，一篇是十三世孙忻德晖所写。这两位都应是老二房的人，和忻鉴同为十三世德字行兄弟。
忻文郁，号艮山，著有《望湖楼诗草》，还为陶公山朱氏修过宗谱。他在宗谱跋中说，是他见房下宗谱近多遗失，所以请于老成长者会议修葺，而二房支派繁衍，所以历寒暑两年始告成功。
忻德晖，字其吉，号筠斋。老二房江五房人。他在宗谱跋中说，“先伯父东园公，曾费己产于嘉庆年间在许家屿创建宗祠，” 致使平地而建成堂构，修谱与之相比难度应容易多了，因此，他也不辞劳瘁，积极搜罗各房世系，并同往楼岙、管江及陈婆渡等处采访，异地之有迁居者而手录，后来由他把江五房广璿公以下汇为一编。
另外，由于道光十二年发起修谱、印谱，又分房而修，所以完成的时间也就有先后，这样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时又有了两篇跋文，一篇是十三世孙忻德荣所写，一篇是十五世孙忻起林所写。这两位也都是老二房的人。
忻德荣在宗谱跋中说，他的老师徐桐初在道光十一年时在三房祖祠本仁堂当塾师，忻鉴、忻文郁、忻起林创议修谱，徐桐初辅助此事，因而忻起林邀忻德荣一起参与修谱。当时忻起林也以二房之谱最繁，而二房又以江房人最多，所以把江房文德公、文明公两派之事交忻德荣负责，徐桐初也极力怂恿，只是修谱成功时，徐桐初已逝世。
忻起林，又名忻龙，字时秉，号曙楼，成字行，忻梯云之子，是一个国学生，在忻氏宗谱留有诗文。他在宗谱跋中说，之前的宗谱多为房谱，一人手录，未及系传，并作合四房而统修，互分以备不虞。并提到 “自辛卯至甲午越四载，而修印之工始得告竣”，由此可知老二房之谱共修了四年。
正是由于这次修谱历时较久，所以宗谱中又因世系和世传印于不同年份，在看这一次宗谱时，应多留意其中的不同，或可从中发现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现在可见的道光时印的忻氏宗谱只有一本残本，是老大房宗谱的首册，其他的尚未见到。
四
到同治五年（1866年）春时，族中房长忻孝珍、忻德智等创议修谱，这次修谱距道光十二年（1832年）修谱才三十多年，这是创谱以来间隔时间最短的第一次，原因是这三十年中经历了东钱湖史致芬事件，宗谱虽存而房谱被焚毁较多，再加上迁徙异地的人很多，所以要尽快修谱。当时先请忻鉴之子十四世孙忻自淑主持修谱，但他因要去省城赶考，所以请又他堂弟忻学泗帮修宗谱，忻学泗“遍处采访，竭力抄录而修辑”，最后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时完成。
忻自淑，名锡龄，字泗水，号小塘，又作筱塘，是忻鉴次子，祖父为忻孝瞻，曾祖是忻思绍，忻孝瞻是忻思绍三子。
忻自洙，名学泗，字棫史，号笑渔，其父为忻德铻，祖父为忻孝怀，忻孝怀是忻思绍四子，所以忻自淑和忻自洙为同曾祖的堂兄弟。
忻自淑请宁波最后一个考中状元的章鋆（咸丰二年恩科状元）为陶公山忻氏宗谱写了序，他和章鋆是同学。章鋆当福建学政时因丁忧守制而返回宁波，同治五年六月，他同老师养园夫子到东钱湖游览，到忻自淑家时，正在创议修谱的事，于是忻自淑请章鋆作序。
章鋆在序中提到两件往事，一是他在同治三年（1864年）奉使去福建阅岁试卷，见过好几个忻氏试卷，文才不亚于鄞县忻氏，因此他估计那里也有不少忻氏。另一是他在京城中曾见过一个叫忻纯的福建御史，当时问过忻纯的居所，但后来忘了，猜想是保定府的人。我们为此查证了当时的官职文献，查到忻纯应为忻淳，当过都察院的
福建道御史，但他是满洲镶白旗人，他还有两个侄子也在京城做官，只是不知他们的先祖是哪里人？
章鋆在序中也感叹道，“独怪忻氏托居于此，世远年湮，英才迭出，而科第无闻，” 不过他还是对忻氏后人寄予希望，“其祖宗积累之深郁之久而必发，予将拭目而俟之也。”
十五年后，光绪六年（1880年）忻氏即有忻泽霖，以大挑二等中举，后由海运保举补遂昌县教谕。忻泽霖，名元泰，又名泰初，字仲安，居住在冠缨庄。
忻江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中举，光绪三十年（1904年）殿试登进士榜。忻江明，名元彭，字祖年，号绍如，居住在港陆。以同知衔安徽即用知县，补授桐城县知县，歷署望江、宁国、潜山知县、亳州知州，加四品衔。
忻自洙在跋中说，忻氏宗谱在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遭火灾，议修谱时三房创议，但大房无钱，二房等又因修祠堂尚未竣工，所以由三房先编修，大房与二房等稍等时日完成。忻自洙接过采访缮录重任后，又请忻德威、忻自恩、忻自恂等分房采访，还往舟山（石敢）（石览）、大嵩、咸祥、虾壩岱等处稽查丁口，忻自洙还与忻自淑逐一稽查，详注系传。可知同治六年（1867年）春时完成的忻氏宗谱仅是老三房的谱，其他几房尚未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