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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陶公山忻氏宗谱的故事下回复： 0 浏览：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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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忻林时间 2023-8-21 18:10:46 序号：2943

五
八年后的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仲夏，忻氏老四房竹介堂支谱修纂成功，请鄞县王德元、曹显之作序。
这时，老二房支谱亦修成，老二房支谱由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始修，请来鄞县董沛主修。
董沛在序中说，二房“孙支繁衍，逮今十有八世，凡二千馀家”。董沛为之“发凡起例，举条其说而授忻之宗人俾分纂之”。并建议将四房公修改为四房分修支谱，一年后二房的亦政堂支谱修成。
二房亦政堂的房长十二世孙忻孝育在支谱序中说，“惟道光壬辰谱具有全帙，然其书凡十二巨册，而仅分四卷，繙阅颇不易。同治甲戌，始议各房自为一谱，吾二房之祠曰亦政堂，遂名亦政堂支谱。”由此可知，道光时的四房公修忻氏宗谱虽仅四卷，但世系和世传的文字量也不少，有十二巨册。到同治十三年时，因董沛建议把四房分修支谱，这时才有听彝堂支谱、亦政堂支谱、本仁堂支谱、竹介堂支谱之名。此前所刊印的忻氏宗谱都在封面署“鄞东忻氏宗谱”，此后封面署“陶公山忻氏听彝堂支谱”等。
董沛还设立九类名目，“曰世系图，仍旧谱之例，分为五格，苏氏横谱法也。曰世录，凡名号、官秩、生卒、配葬、子女皆录之，六朝谱法也。曰世传，举男女之贤者，列之为传，昭观感也。曰祠规，曰祭产，俾子孙世守之东家杂记例也。曰诸表，合载忻氏之仕宦、科第诸目，以彰门户之盛而非仅属之支也。曰著述，则载先人诗文。曰杂录，则载他人诗文”。这是对忻氏宗谱的重大改革，使这部亦政堂支谱有二十三卷，条目分明，有了厚重的文献价值，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这部大著，也是一件憾事。
忻孝育在最后还表示，希望后人能使“吾族之谱，获与槎湖张氏、西郊袁氏并为世所称道，以附列于史部之一种，” 这是多么厚重的一种期望。
二房亦政堂的十五世孙忻成佑在支谱序中说，“端一公以下分为四房，前明至今已十八世。长房、四房约计数百家，三房约计千家。惟我二房，孙枝极盛，依山而居者，凡千六百馀家，”依此可见光绪初时陶公山忻氏的盛况，总计近三千家。
他还说，“同治初，宗人佥议，各自为谱，分房修之。三房先告成，长、四亦以次纂，我二房系属最繁，故其成稍后”。又说，光绪元年开局于祠，房长忻孝育命忻成佑司其事，以忻自森等任编纂，忻自铨等任采访，全书体例则请董沛主裁。
而老大房听彝堂的十二世孙忻孝宁在支谱跋中说，“各房螟蛉俱于谱后另列一帙。惟听彝堂房下仍接入谱中，以致乱我宗祧，殊非所宜。宁于乙亥年间续修宗谱，凡怀抱螟蛉，俱秉公就删，附螟蛉于谱后，与三房合一”。此跋虽仅一段，但告诉我们听彝堂支谱曾与其他各房支谱有不同之处。
而在同治六年修完三房支谱的忻学泗，又受大房听彝堂和小房竹介堂的房长和干事忻孝宁、忻德椿、忻德祉、忻德月、忻自灿等嘱托，帮修支谱，忻学泗于是和族兄忻自焜“逐一稽查，各处釆访，缮成一帙”。而他在支谱跋文中说，“其谱例仍遵旧式，不敢妄为增损，”这也可见董沛的改革谱例仅限于亦政堂支谱，其他三房的谱仍因循旧例，未作革新。
光绪元年，陶公山忻氏宗谱的各房支谱陆续修成，仅过了二十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老三房又开始修谱，这次为支谱作序的是鄞县同治戊辰科进士郭庆新。
郭庆新与忻泽霖有姻亲之谊，郭庆新之子郭岐娶了忻泽霖之女，所以忻泽霖去郭家时，郭庆新知道了忻家的一些史事。这次老三房修谱竣工，三房族人忻成集、忻礼瑜两人奉宗长忻孝理之命，通过忻泽霖告诉郭庆新，请郭庆新作序。
老三房修谱竣工，光绪二十一年甲午（1895年）时，老二房又开始修支谱，请了鄞县梁秉年作序。
这本谱上还有十五世孙忻景藻写序，介绍修谱经过，序中说，光绪二十年时，族叔祖忻自暄和族弟忻礼胜等创议修谱，宗长请忻景藻总理谱事，又请忻槐芳叔、忻俊秀和忻礼服兄、还有忻振铎侄一起协修，忻邦庆叔、忻咨岳弟、忻元识侄为采访，胞侄忻梓详加校对，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开局，八月底即告完成。由此可见这次修谱十分顺利，仅费时半年。
老三房和老二房续修成功，又促使老大房修谱，于是听彝堂宗老忻德秀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再请忻学泗主修，也是费时半年即告成功。
十六世支孙忻继述在序中介绍了修谱经过，言及当时老大房干事有忻德福、忻自琥、忻自利等。
至今我们可见到的完整四册忻氏宗谱即是这一年修的老大房听彝堂支谱。
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小房竹介堂的宗老忻德馚、忻德善，干事忻德祉、忻自灿、忻自昌等，仍敦请忻学泗主修，也是由春到秋即告成功。
也是十六世支孙忻继述作序，介绍了此次修谱的特点，言及“复合沙家山、张万岭两派，并散处郡邑异地之族姓，综之得百八十余家，” 并说印装四册，与各房支谱合成忻氏宗谱全部。
六
民国开始后，陶公山忻氏宗谱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秋，老二房开始续修亦政堂支谱，总修者为十七世孙忻祖焘，谱修成后主修者宗老十三世孙忻德渠请从安徽退职回家的前清进士、十七世孙忻江明作序。
忻江明对忻氏来历也作了一番考证，并从文献角度认为虽有前人言忻氏来历，但“欲研穷其系本作氏源考而久之，而无所发明”。谨慎起见，只好以始迁祖为一世，“溯所自出，别为旧图谱一卷，征其可信而存其可疑”。并说上次光绪乙亥年他岳父董沛主修忻氏宗谱时，“条目叙次，厘然井然”。这次族人续修，“其慎且详”，他补充不了什么。所以，在无史证时，忻江明的这一学术精神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民国三年老二房率先修谱后，于是老三房也不甘落后，民国七年秋，本房干事忻礼黄和族叔忻世良、族兄忻礼敬去对房长说，自从分修支谱以来，前两次都是本房先修，这次二房修完谱有四年了，还不见本房兴办修谱之事，是财力不够还是无人办理，难道现在不如过去了吗？而且实计户口，二房虽多，本房亦不见少。如是经费不够，庐下公产尚有余蓄，按丁收捐，亦不难集腋成裘。如再不足，本房有众多渔户，近来渔业发达，满载而归，也可与渔户商议资钱补助。只要事事節省，减除不必要費用，办事的人各尽义务，何愁修谱之事会不成功？这一番话让房长动心，于是邀请鄞县拔贡戴廷祐来主修忻氏老二房本仁堂支谱。
而请戴廷祐来也是恰逢其人，他自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从北京回家养病，当了十年渔业董事，与忻家渔户关系很好，知道忻家修谱的事。再加上他家和忻家是姻亲，姑母是忻家媳妇，戴、忻两家世谊往来不绝。他所居大堰头戴家与陶公山毗邻，相距仅四、五里，所以他认为忻家以修谱之事相托怎可推却？
于是，老三房就在祠堂开局修谱，并公举忻世良为协修，又推举忻德與、忻成禕、忻禮武、忻禮煜、忻元倬等奔走采访。
半年后宗谱修成，当时为民國八年己未（1919年），统计老三房丁数是一千三百多人。我们现在可见的第二部完整的忻氏宗谱就是这部陶公山忻氏本仁堂支谱，一共十二册，珍藏在天一阁。
在老三房请戴廷祐修谱时，民國八年己未（1919年）春天，老大房宗老忻自珓和干事忻自丰、忻自勤也来请戴廷祐修谱，当时老大房虽然仅百余家人，而且还有不少迁居异地，如近则在上陈和戴江岸，远则在桃花、沈家门等处，但因老大房为家族大宗，不修谱则“恐历年愈久，益见疏而不亲，散而不聚。”于是老大房又请忻成开校勘，忻成河采访，这样，几个月后这部陶公山忻氏听彝堂支谱也就续修成功。这部完整的忻氏宗谱原藏上陈忻氏老大房支祠，前几年由当地忻氏族人捐赠陶公山忻氏宗祠珍藏。
民國八年己未（1919年）这一年，是戴廷祐最忙的一年了，在他为陶公山忻氏老大房、老三房修谱的同时，五、六月间，老四房宗长忻德大、忻德祜和干事忻自祜等也来请他主修支谱。老四房和老大房人口差不多，也仅有百余家，散处者不少。但办事者努力，所以仅四个月即修完支谱。
民国三年老二房第三次续修支谱，不料形势发展很快，仅隔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时，老二房又四修支谱了。这次修谱由忻壹（即忻汰僧）主修，有忻启陶等参与，也请了忻江明作序。
忻壹的序中言及支谱在清光绪元年初修时，董沛任编纂，忻谷坪（忻壹之祖父）司谱事。光绪二十一年续修时忻渭邻（忻壹之父）司谱事。民国三年三修时则是忻祖焘主修（忻壹之从兄）。
他在序中还说，社会变革，宗谱也在变革，“宗法社会已有朝不保暮之势矣，因之乎？或革之乎？因之则泥古而无当，矫情而违俗，如之何？其可也则革之，革之时义大矣，而无别裁以为准绳，又将如之何？” 他赞同慈溪陈布雷的意见，谱牒之作为编查户口之一助。所以他对修谱抱“斟酌损益”的态度，还请了忻江明订正凡例六条，“曰此次续修，新增选举表、学校表、技能表。所有地方及国家关于政治上种种选举，凡当选而就职者入选举表；无论国内外中学以上毕业得有证书者入学校表；有专门技能学术得有主管部署证书者入技能表，不分男女均入之也。曰男女婚配，无论东西洋各国女子，但系正式婚配均得照录也。曰现行法令有禁止婚姻之条，亲属相奸处分尤严，凡有内乱渎伦，无论男女均照旧例除名出族，其子孙如非奸生者得录入之也。曰丐户名目，现已无存，如有与相婚嫁，除现仍服役者外均得照录也。曰娼优隶卒旧例綦严，兹定除业娼出族外，余悉照录，其未业娼以前所生子女亦录之也。曰信教自由，载在约章，嗣后族内子姓无论信奉何教，均得照录，惟于本行下注明某人入某教字样，以为识别也，并开会通过。”
不料这时新、旧思想依然矛盾丛生，特别是对信洋教者一条，族中又开会议决取销新修凡例，要一律照旧。这样那些奉信教自由为合法的入洋教者，对“入教者不准入谱” 这一条自然多生怨望，不甘自休。最后，与宗长商议，另辟敬收录一门以作调剂，这才缓和了矛盾。这就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社会矛盾的经典案例，也是国法和家法相悖时一个较量。当然，这个民国二十年之争，随着岁月渐变、风气日开，在以后的宗谱中就淡化了，后来的凡例中就没有了国法和家法相悖的这一条。
【相关凡例备考】
光绪乙亥年支谱凡例
一习邪教而谋为不轨者不入。男书行、女书氏，用墨丁。夫习妻不习，出其夫。妻习夫不习，出其妻。子孙不习者仍入之。
光绪乙未年支谱新增凡例
一旧谱凡例有身习洋教者不入，男书行、女书氏，用墨丁，兹因四月间习洋教人几生事端，族议以后习洋教之人削去其生卒，免用墨丁，于本行下注明某人入某教，姑从之。其余仍从乙亥所定凡例，不敢更易。
民国甲寅年支谱新增凡例
一习洋教者，乙未谱例不书生卒，注明习某教。兹因习教之人据情请求爰就本届采入者照录其生卒，仍于本行下注明某人习某教字样。
民国二十年新增凡例
曰信教自由，载在约章，嗣后族内子姓无论信奉何教，均得照录，惟于本行下注明某人入某教字样，以为识别也，并开会通过。【此条后被推翻，于是有了下一条】
一旧订凡例规定綦严，现因时势变迁，争议未决，为敬宗收族起见，另辟敬收录一门，凡违犯旧例出族者，其子孙均得照录。
七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修的老大房支谱，在二十七年后的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又修了最后一次。这一年夏天，而之前因战争而“族人流离失所者有之，转徙他乡者有之，若不急谋族属之联系，或因是而生卒配葬，忘其记载，瑰行奇节，失其流传”，所以要急于修谱，于是请在鄞县县政府东钱区公署任职的忻启陶主修，有忻自龙、忻成河、忻礼杏、忻礼枌等协助。四个月而谱牒重新，恰逢抗战胜利，于是在九月吉日拜告家庙，行礼進谱。
曾有飓风袭击陶公山，老三房祠堂的中楹及东东偏间倾塌，于是族中忻厚甫、忻惠赓、忻莲根、忻杏康、忻玉润、忻信昌、忻美定请命于房长忻德兴，修葺了四个月，堂构一新。祠堂重新修好，又议修谱，于是也请忻启陶主修，忻惠赓、忻生仁、忻济美等分房釆访，自民国三十四年秋天忙到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夏天，这部陶公山忻氏本仁堂支谱续修成功。为此，忻启陶作序一篇，介绍了修祠和修谱原委。
同时，十六世孙忻礼营也写了一篇跋文，言及民国八年本祠重修支谱，他父亲曾参与此事，其伯父忻成集“擘画周详，而族兄礼黄之遇事勤奋”。但在言及飓风袭击陶公山时，他说是民国三十二年七月，较忻启陶所言民國三十四年早了两年，可能是口传有误。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忻礼营负责修祠，助者有族兄忻礼芳和族侄忻连根，八月修成。这时议论修谱，而收支用法币因物价涨、法币跌而中止。这年冬至再提修谱之事，改收实物，总计费用约谷两万斤，孟房认缴六千斤，仲房认缴二千斤，丁口项下约收七千斤，进主项下约收二千斤，其余三千斤则仍藉指捐，议既决，族人多踊跃。这次又推忻礼营负责，族侄忻惠赓协助，又有忻玉润、忻连根、忻杏康、忻信昌、忻美定等各任其劳，忻玉润、忻惠赓、忻济美等釆访咸祥、大嵩之迁徙者，曾遭不法之徒横加侮辱，幸能脱险归来。而使忻礼营感到不满者是历届修谱釆用洁白之连史纸，现因物资物价原因只能用黄色毛鹿纸，殊失美观。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三十五年丙戌老大房和老三房分别续修支谱成功，而民国二十年辛未老二房已修过一次谱，此时才过十多年也还未到修谱时候。
这时，来到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老四房房长忻自绅、干首忻盛墉、忻成悰又继起修谱，也请忻启陶主修，由忻成悰、忻九才等负责谱事，当时还在宁波的报纸上刊登修谱广告，还派人专程到上海南汇及杨浦的八埭头、华忻坊等地采访，半年后修谱成功。
忻启陶在序中感慨道，他自民国二十年参与分纂老二房支谱以来，到此时才得以看到忻氏全谱。可见当时读谱之难，即使是忻氏后人也难以借谱浏览。
忻启陶在序中还提到，“创谱难矣，寻本溯源要以不牵附于豪门右族以为家乘荣，而修谱之难在今日之老四房其难有更甚者。老四房后裔世守故居者不过什之一二，而散处于沙家山、张迈岭以及异郡别邑者，户口较多。” 此可见陶公山忻氏在家谱中较少有攀附名人豪门之事。他也说出了老四房后裔世守故居者不过什之一二的实情，这与老四房祖居仅两条弄堂，所以后来发展或向北去史家湾、薛家山，或越湖向东去沙家山、鸡山头。
同时他的序中也提到同姓为婚之事，可见在此时陶公山忻氏中已有同姓为婚现象，于是涉及传统伦理的观念又将影响到编修宗谱的说法问题。
他的序中还说到“庚辰大饥，辛巳继以兵燹，经此丧乱之馀，生活艰苦。” 这是讲1940年鄞县或陶公山遭遇饥荒、1941年鄞县或宁波沦陷于日军之手，可见当时兵荒马乱年代对陶公山这个鱼米之乡的摧残。
从民国三十四年到民国三十六年这三年中，陶公山忻氏的老大房、老三房和老四房都修好了最后一部支谱，而老二房就再也没有机会修谱了。两年后一次更大的社会变革，冲击了古老的宗法制度，新的社会管理方法连陈布雷所说的“谱牒之作为编查户口之一助”也不需要了，于是修谱成了一件受禁忌的难事。
现存可见的陶公山忻氏宗谱刊印本，不论整部或残本有十多种，现在都扫描整理成电子文献，刊本还编成了《忻氏宗谱丛书》，收编入《忻氏文献丛书》中。
八
宗谱只要有功能，就不会灭亡。在古代，没有刻印条件时，家族人口不多时，宗谱以抄本形式流传保存，一些家族还抄了一些世系编成小家谱。
我们还有幸收集了几十本这样的陶公山忻氏小家谱，最早的传抄本可以上溯到清道光年间刊印陶公山忻氏宗谱之前，因为我们看到刊印本所没有的文字，也就是说，当时修编陶公山忻氏宗谱的主修者们也未见过这个传抄本。如忻氏古谱中的某人是否有兄弟？刊本仅一人，而抄本有两人，依取名规则来看也并非同一人。还有如某人葬在某地，刊本仅说一个地名，而抄本则有详细名称。所以这些传抄本对我们厘清一些历史真实是十分有用的。
而抄本对保存家族文献更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从而为有机会有条件重修宗谱时提供珍贵的史料。陶公山忻氏小家谱的汇集，补充了家谱散失后的阙失，使后人有机会运用现代化工具建立家族人物信息库和网络，这些都对研究家族史、地方史有重要作用。
为此，我们在一些陶公山忻氏族人的支持下，积极修纂陶公山忻氏小家谱（或称房谱），并利用老家谱的文献建立人物信息库和忻氏宗谱古文献汇编，为后人重修陶公山忻氏小家谱提供文献资源保障。
新版陶公山忻氏小家谱的印行，又增加一些新的时代特色。在世系图排列上已有了创新设计，使之更方便浏览检索。现代图片的应用，更使家谱有了家族历史相册的功能。一些家族回忆文章和家庭诗文的汇编，也起到了保存家族珍贵文献的作用。而用数字化保存，则更可使一个时代的影像文献延年长寿。
总之，新版陶公山忻氏小家谱会继续恪守维护家族优良文化的传统，把本家族的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长久保存下去，对延续这一家族的历史生命，对后人研究这一家族的历史文化都是有利无弊的。
陶公山忻氏作为一个小家族，在不到六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拓展速度令人称奇，现在统计已由民国时的三千户一万人，发展到有二万五千多人，仅上海就有一万六千多人。现在分布范围也不限于浙江一地，据上海忻氏联谊会联络，在海内外有二十多个地方有陶公山忻氏族人。因此，对陶公山忻氏宗谱的认识和研究就更有潜力，其可发掘的历史价值含金量也将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