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忻氏网

题目：追记忻捷老师一俞建祥回复： 0 浏览： 62

^_^!

表情：

作者：忻林时间 2023-10-10 0:22:23 序号：2952

追记忻捷老师一
俞建祥
2012年3月24日，忻捷老师因肺心疾病致全身器官衰竭，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六岁。我惊闻噩耗，即驱车前往。晚上，在和忻捷老师的家属及高中同学福龙为忻老师守灵时，望着忻老师清癯安详的面容，回忆起忻老师在教我们高中一年间的点点滴滴，我自然是泪眼婆娑，思绪万千。26日，为忻老师撰成一联，云：“从来一身正气，八十多年人生经历，先生可畏更可敬；何止桃李三千，六十余载教坛生涯，薪火既播自相传”，请甬上书法家罗先生书就后，敬献于老师的灵前，寄托心中的哀思。27日，在忻老师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有两位《东南商报》记者的现场采访，他们是在看到忻老师家人刊登在报纸上的讣告，认为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老师，于是专程前来。28日，《东南商报》以《“不怒自威”的忻老师走了》为题，以一个版面的篇幅，概括介绍了忻老师的治学、从教经历，列举了一些忻老师作为“新中国鄞县基础教育开拓者之一”的感人事迹。随即，这一报道迅速被诸如“搜狐网”“浙江在线”等省内外电子媒体纷纷转载，对忻老师来说，可谓备极哀荣。但是，由于记者是现场采访，被采访者不可能有充分的准备，提供的材料，难免存在遗漏乃至错讹。当时，我就有自己动笔来写一写忻老师的冲动。
但几次动笔，又几次搁置。写忻捷老师从教的若干片段，当然很容易，但不免失之单薄，如果要概括、系统而又比较准确地写出忻捷老师的生平经历，就非得借助档案材料不可，搜集与甄别这些材料，需要时间，也需要机缘。更令我踌躇的是，忻捷老师的人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听闻过改朝换代的炮火与硝烟，共和国建立以后，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他能安然度过“反右”“文革”等不但触及灵魂、而且很可能触及皮肉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应该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我的文章，能否写出忻捷老师在这一求索与奋进中的心路历程，我并无多少把握。
现在，离忻捷老师的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我自己离“来路”也越来越近。当年，正是忻捷老师和许多莫枝中学老师的无私付出，在“文革”结束不久，将我们这些在“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中长出来的、并无多少绿意的小草，送进了大学殿堂，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人生发展的轨迹。作为忻老师的授业弟子，倘再不用心来写写自己的恩师，努力使老师的德泽惠及更多的后人，实在是无法原谅的过失。
一、曲折的求学之路
忻捷老师，本名忻瑞龙，东钱湖陶公山人氏。农历一九二七年七月初五日出生，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英资太古船务公司的职员。之后几经奋斗，在临近朝代鼎革的1949年，已经升到船长的高位。不料正当盛年，竟在这一年的冬天因积劳成疾且无力筹措高昂医疗费用而去世。当年，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瑞龙，自然包含了“望子成龙”的深情寄托。而望子成龙，自然需要识字、读书、学做人，这也是当年东钱湖周边有见识家庭的普遍共识。
但是，忻捷老师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
1935年9月，忻捷老师已年满八周岁，进入本地的大公三村本仁小学开蒙，当时，整个鄞县这样的小学有七百所，平均每所学校不到七十五人，教学规模、设施及师资的配置，自然是能够想象的。刚读满一年，忻捷老师就转学至海门台州中学附小，在那里读完初小，1939年9月又转往上海清水小学，直至l 942年1月小学毕业。
小学阶段前后六年半，辗转三个城市，换了三所学校，自然同父亲颠沛流离的海员职业有关，但其中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努力让孩子接受尽可能优质教育的良苦用心。
当时上海已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忻捷老师因与家人居住在法租界内的西藏南路会稽路同康里，尚能保一时平安(法租界被收回那是1943年7、8月事了)。然而战火频仍的大环境，父亲供职的英资太古船务公司的母国与日本又分属不同的国际阵线(同盟国与轴心国，1942年6月，英、美、苏、中等26个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保证使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对德意日作战，相互合作)。这些，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生存。“时代的一粒灰，个人头上的一座山”!何况，现实远甚于此。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阴影，正在身边扩大。反映在忻捷老师身上的，是中学时代的几番失学，且一度沦为“西崽”(据忻捷老师自述用词)。
1942年2月，忻捷老师入读上海光华中学初中。刚读了两个月，就被迫失学，此时，他还不到十五周岁，如果在和平年代，这正是一个可以在校园里恣意挥洒自己梦想甚至是偶尔任性一把的年纪。
书不能读了，但生活还得继续。“轮船两头尖，跳上呒饭钿”，海员生活的不确定性，残酷地摆在眼前，即使父亲身在外资轮船公司也不能幸免。在此背景下，父亲调动自己的人脉关系，于1942年5月将忻捷老师送入上海穿山轮船公司做服务生，由此，忻捷老师开始近两年的“西崽”岁月。
上海穿山轮船公司的创办人是宁波人张逊佳，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士。她的名字，在如今北仑、霞浦等本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中还被广为传颂，很多人提到她，都会亲切地叫“逊姐”。当时，该公司经营着上海至北仑穿山的客货运航线。
船上服务生的职责，包括了替客人提行李拎包袱，也得替船上的船长、大副等高级职员买酒买烟，在他们停泊码头打麻将时端茶递水，工作的强度并不很大，但却十分考验一个人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倘若不能察言观色，呵斥责骂还在其次，拳打脚踢也是家常便饭。忻捷老师的这一番社会经历，无疑在他的性格形成中烙上了深深的印痕。内敛、沉稳成为他性格中鲜明的一抹色彩。
1944年9月，忻捷老师在告别“西崽”生涯在家蛰居四个月后，重新进入学校，入读上海中华无线电学校，1945年2月又转入上海博仁中学。七月，日本投降前夕，再度回乡，到1946年2月重回上海博仁中学，并于八月完成初中学业并获得毕业证书。为完成初中学业并取得毕业证书，忻捷老师竟前后花了六年半的时间，换了三所学校，个中酸楚，令后人唏嘘不已。
1946年9月，忻捷老师进入上海大经中学读高中。如同博仁中学，这也是一所私立学校。当时的上海私立学校，较之公办学校(当时叫“国立”学校)，在“党义”“军训”等课程设置方面，尚存有限的自主空间，不一定非得像公立学校的学生那样，一到校就得背诵“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同时，随着抗战的胜利，具有共产党方面背景的民主、自由、反独裁思潮，也被有意识的渗透到各级各类学校。耳闻目睹党国大员的变“接收”为“劫收”，竞相“五子登科”，已有相当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阅历的忻捷老师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在面临继续深造时，毅然决然地于1948年9月选择入读私立东吴大学，并进入中文系。之所以选择东吴大学，按他日后亲口告诉我的原因是，受到了“七君子”事件、特别是史良大律师的深刻影响。“七君子”事件，发生在“七七事变”前，包括史良在内的七人因“爱国”而被判入狱，进而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四十年代中后期，身为上海滩执业律师的史良，仍是国统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旗帜性人物。忻捷老师当时的内心想法是，先进入中文系，日后再找机会转入法学院，争取做一个史良一样能为普通百姓助力、为民主自由呐喊的法律工作者。
然而，终究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未及一年，1949年4月27日，古城苏州宣告解放，五月，东吴大学宣告闭校放假，日后迁往台湾重新开张，忻捷老师由此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并在时代波涛的助推下，走上了与自己理想中的法律工作者截然不同的教书育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