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忻氏网

题目：追记忻捷老师二俞建祥回复： 1 浏览： 65

^_^!

表情：

作者：忻林时间 2023-10-22 6:10:59 序号：2955

二、跌宕的教坛生涯
离开东吴大学，忻捷老师于1949年6月回到故乡陶公山，此时，家乡已是山河重整，红旗招展。
据忻捷老师的胞妹告诉我，在回到故乡前，身处刚刚解放了的大上海，忻捷老师一度曾有参加解放大军的南下工作队以一展抱负的思考，但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了这一选择，父亲的衰病、家庭的负累(当时忻捷老师已有孩子，且还有与自己大女儿年龄相仿的胞弟)，逼迫他必须一肩扛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亲朋各种各样苦口婆心的劝阻也不能使他无动于衷，比如随军南下后，得穿虱布衫、钻草窝等真假莫辨的传言，也的确使他产生了一定的顾虑。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任何人都无法作为一个单纯的旁观者，何况对于一个几经沧桑，又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热血青年。
1950年3月开始，忻捷老师在家乡投入大公三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协助工作队进行有关人员的财产登记、成份划分、分地分田等工作。这项工作政策性极强，面对的又是自己的乡亲，不少还是转弯抹角的亲戚，如何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但考验一个人的学识，更考验一个人的人性。忻老师踏实、能干，不但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而且还在工作中与几位农会骨干成了终生的朋友。
从日后的历史经验看，忻捷老师的父亲己于年前冬天去世，这固然是整个家庭的不幸，但未尝不是忻捷老师本人日后职业生涯的幸事。否则，以英资太古船务公司船长这一敏感身份，划为何种成份，并无多少悬念。成份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后代的影响，也众所共知，毋庸多言。祸兮福所伏，信哉斯言!
忻捷老师近一年的土改工作队经历，无疑得到了新生政权的充分肯定。1951年2月，他被推举进入大公光裕小学任教，并担任教导主任、校长，一人身兼多职，集教学者与教育管理者于一身，事务之多、之杂，自在情理之中。这是忻捷老师开启教师生涯的第一步，这一年，他刚满2 4岁，但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才俊。
1952年9月，忻捷老师调入刚刚开办、位于樟村蜜岩的鄞县第二初中(今樟村中学前身)，任语文老师并兼戊班 (第五班)班主任，还兼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忻捷老师去世时，这些当年的初中学生，已是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许多人闻讯后来到忻捷老师的灵前，寄托自己的哀思，足见当年忻老师在学生中的影响与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鄞县第二初中，因地处革命老区，新生政权是以倾全县之力办好这所学校的高度来重视的，后来许多在鄞县教育界具有相当声望的老师，不少有在此任教、任职的经历。
在任教鄞县第二初中一年半后，因解放后基础教育蓬勃发展的需要，忻捷老师于1954年2月被选调进入浙江师范学院高中师资训练班深造，半年后结业，进入绍兴浙江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任教语文，兼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
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地处军营。学生中不乏战功显赫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又参差不齐，要达成教学目标，对任课教师无疑是一种挑战。忻捷老师心无旁骛，一心扑在教学上，获得了广泛的尊敬。这期间，承担家庭杂务的师母无疑提供了有力而温馨的后勤保障。
1957年2月，忻捷老师调回鄞县，任教鄞县第一中学(即今鄞县中学)初中语文，兼任语文教研组长，学校副教导主任，直至1962年7月。
这一时期发生的“反右”运动以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共和国历史上无法回避的大事件。
“反右”前期，号召大鸣大放，忻捷老师内敛、沉稳的个性，使他慎于言更谨于行，日后的整肃之风，自然难以刮到他的头上。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却是人人必须严峻面对的难关。对忻捷老师来说，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儿女，老少常是整日“饥肠响如鼓”；在教室，学生面有菜色，陆续有人因饥饿休学退学。怎么办?此时，忻捷老师表现出了一个人民教师的善良与担当。为了动员休学退学的学生尽快返校，他不惜翻山越岭，深入学生家中做说服工作，为了缓解到校学生的经济压力，他硬是从自己菲薄的工资中抠出一部分，帮学生代缴书簿费、学费，或是直接给予物质上的援助。而当时家里人还得靠摸螺蛳、织渔网以补贴家用。
忻捷老师任教鄞县第一中学时期的学生，后来许多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有的还是军中将星，有的荣登地方党政中枢，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对忻捷老师充满由衷的敬意，但忻捷老师从不以此张扬、作为炫耀的资本，更不向他们托及私事，使他们为难。
1962年8月，忻捷老师调入鄞县望春中学，这也是一个县属初中，他任教语文学科，兼任学校副教导主任，直至1970年1月。在那里，忻捷老师经历了 “十年文革”这一一生中最严峻的岁月。
望春中学，被教育界公认为是“文革重灾区”。派系林立，各有依傍。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纷纷扰扰，其后遗症直至“文革”结束后依然存在多年。但忻捷老师明显的在运动中采取了 “超然”的态度，既不慷慨激昂，也不落井下石，批斗会按令参加，大字报遵命恭读，再加上自身历史清白，又难以被划入当权派之列，因而倒没有受到多少实质性的冲击。但是，作为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面对不能上课、不能静心学问的乱局，心情自然是沉郁的。外面不能乱说乱动，在家里就难免有所流露。用师母的话来说，是真正“怨煞”“恨煞”，至于怨恨的是自己当年一路求学以及阴差阳错的职业选择，还是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时局，因我当年未曾进一步求证于忻捷老师，如今，作为后人，自然也不能妄加揣测了。
但是，如果考察忻捷老师几个儿女的求学背景，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
忻捷老师的几个女儿，基本止步于初中，唯一的儿子甚至只读到小学毕业。最小的女儿能够进入大学，并在一段时期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则是在恢复了高考制度之后发生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