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莫枝中学抒写精彩
1970年2月，忻捷老师调入莫枝中学，任语文教师。在以后长达十七年多的岁月中，作为学校的教导主任，他先后协助四任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辉煌大计，特别是在学校高中部的开创、发展、壮大过程中，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作为语文教师，在恢复高考制度
后，他长期带毕业班，把一届又一届毕业生送上社会，送进大学之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诲人不倦，以其“经师”，更是“人师”的崇高形象，博得广泛的声誉。
1971年9月，莫枝中学增设高中。以前，东钱湖周边的学生如想在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学，除了鄞县中学，大多只能选择横溪中学。
莫枝中学增设高中的背景是，十年文革最动荡的岁月已经过去，整个社会进入“斗、批、改”阶段，学校得逐步地承担起学校的责任。从整个鄞县来说，有限的几所高中，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占领”包括学校在内的上层建筑这一时代要求，明显不相适应。于是，在这一年，莫枝、五乡、望春等中学同时增设了高中。
但是，开设高中的硬件、软件普遍严重匮乏，甚至可以说是一张白纸。
以当时的莫枝中学而言，学校空间十分逼仄，十来亩土地的校园，四周被公社驻地、生产队仓库、小学所包围，连学校的操场都得与人共用(收获季节用于莫枝大队第一生产队的晒谷场)，教学用房严重不足，相当长时期，只有前后两进平房教室。教师队伍严重不足，科班出身的教师大多星散，留下的惊魂未定，工宣队、贫管会还在学校发挥着红彤彤的领导作用。
这是艰难的起步，不能也不敢停顿的起步。
为了这一起步，甚至得动员在校学生上山拆毁所谓的“无主”坟墓，以获取砖石，作为自己动手营造校舍的材料。
好在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虽然其中不乏反复、曲折。
终于听到了十月的惊雷，接着，迎来了高考制度的恢复，科学的春天也嫣然降临。忻捷老师像许多历经磨难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一样，终于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精神抖擞地进入到了一生中最忙碌却也最心情舒畅、最能有所作为的新时代。
此后直至退休，几乎每年都带两个毕业班的语文教学任务。
两个班级，一百多个学生，而且是从“文革”文化沙漠中接踵走来、谈不上有多少文化基础的学生。但忻捷老师总是不急不躁、循循善诱。他牢牢把握课堂四十五分钟的效益，围绕教材，深入浅出，举一反三，课堂上没有一句废话。
他十分重视学生的作业批阅，有时，他的学生作文评语，竞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他十分重视作业面批的多重效益，宁可自己累些，也努力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这一待遇，常常是在办公室一边吃饭，一边与学生交流，直到饭凉菜冷，匆匆扒完，又赶往夜自修教室，或叫来新一批学生。以致用眼过度，又缺乏充分休息，在1980年前后因眼球玻璃体浑浊被送往上海医治，幸免失明大祸。但一回到学校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工作状态。
学生文化课程度参差不齐，有些问题，课堂上解决不了，他就找时间为学生补习，为此甚至牺牲掉自己难得的休息日。这种补习，不要说能从学生那里得到些什么，就连学校，也不会有分毫的补贴。但他仍乐此不疲。记得在1979年，他安排为部分想参加高考的学生补习文言文，学生愿来就来。那次他准备的材料中有从《史记》中节选的“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内容，而当年高考，语文文言文阅读材料刚好选的就是这一节。那次我因偷懒而没到学校，高考答卷时，自然只能追悔莫及，但为时已晚了。
即使是对犯了错的学生，忻捷老师也从不疾言厉色，最多是用手指一指当事学生，嘴角微微上扬，来一句“真是……”，至于“真是”后面是什么，只能由战战兢兢的学生自己去体悟了。因此，几乎每届莫枝中学的学生都“怕”忻捷老师，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怕”校长。
但是，如果是看到了教师队伍中有悖师德师风的现象，忻捷老师就不再这样温润儒雅。一次夜办公期间，他在返回办公室时突然撞见了一个女学生坐在一位老年教师的大腿上，马上转身怒气冲冲地找到学校领导，指出事情性质不能小视，全然不考虑当事教师是校领导
倚重的左膀右臂，尽显一位始终保持正直个性的老教育工作者的凛然正气，气冲霄汉。之后同我提及此事，在说句“真是……”的同时，鄙夷与气恼仍写在脸上。
日常的教学任务是如此繁重，但忻捷老师作为教导主任还得为提高学校教师的整体业务水平而殚精竭虑。当年莫枝中学教师的整体水平如何，我作为学生，自然不能妄加评议，但可以记一件小事，加以侧面印证。1979年我参加高考后填报志愿，稀里糊涂的填写中，选择的一个高校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只有史建澍老师看后向我指出了问题，说该校只招录少数民族学生。
但学校的教学教育还不是忻捷老师工作的全部。
在百废待兴的岁月，他还义务承担了至少两大块校外工作。一是遵令为当时莫枝公社所属各级干部进行文化培训。这类培训往往安排在晚上或星期天，忻老师风雨无阻，准时现身课堂。乡村干部中不少人散漫己成习惯，课堂上谈笑抽烟也视为正常，但渐渐，他们被忻捷老师的课堂所吸引，终于敛气屏息，正襟危坐，轮到提问，也毕恭毕敬，忻捷老师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崇敬。二是出任县教育局为全县民办教师组织的培训辅导班的讲座教师，既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又助力他们报考大专院校，忻捷老师主讲毛泽东诗词这一块内容。这种培训，大多安排在寒暑假，或是星期天，而且同样没有什么报酬。教育局选择忻捷老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五、六十年代已是鄞县教育界凤毛麟角的中学三级教师
(不是现在中学职称系列中的三级)，在当时，在鄞县教育界，他己被公认为 “大家级”语文教师，能享受此民间殊荣的，全县也就只有忻捷老师、许生龙老师、姚许魁老师等至多四五位人物。
工作是如此繁忙、劳累，休息似乎成了生活中的奢望。一旦回到家中，忻老师照样仍是备课，翻找各类资料，编辑学生使用的种种讲义。但他的精神是舒畅的。偶尔，他会用旧报仔细擦拭美孚灯灯罩，使之明净透彻，也会在小火炉上用铜勺煎几个蛋饺，成为一家人餐桌上的美味。他或许是以这种方式，弥补对家人的一份歉疚吧。有时，家人从东钱湖里摸上来十几只活蹦乱跳的河虾，他会来上最多半两白酒，将活虾蘸上花生酱，直接往嘴里送，这种吃法，往往令家人吃惊，其实是他早年上海滩及船上经历的不经意显露。
忻捷老师的无私付出，同时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八十年代中后期，教师职称制度重新实施，忻老师是鄞县首批获评中学高级职称的一员，当时，鄞县获评这一职称的教师屈指可数。这一时期，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前，他曾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因有“海外关系”而被无声地拒之门外。1984年7月，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被选为鄞县第八届政协委员，任期至1987年5月。1993年，他以东钱湖侨眷侨属联谊会会长的身份，当选为鄞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至1998年。两番参政、议政，对忻捷老师来说，是责任，也是荣誉。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鄞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侨眷侨属的合法权益，努力发声呼吁，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